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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宣传部版权管理局局长王志成在致辞中表示，版权工作在助力意识形态管理、全面服务人民群众、推动文化繁荣发展、传播中国好故事、助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版权文化的研究工作要完整准确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加强版权成果转化，服务国家经济主战场，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运用版权制度优势为保护传统文化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驾护航，提升中国版权国际话语权、传播力、影响力，讲好中国版权故事，加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

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党委书记、主任孙宝林以“在中外版权史比较研究中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为题作主旨发言。他指出，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需要我们在版权领域“端起历史的望远镜”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以全球视野和大历史观开展中外版权史比较研究，这是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创造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外”文化成果要求的探索实践。要不断丰富版权文化内涵，以开阔的学术视野推动版权史研究创新；高扬中华文化主体性，加快形成版权史自主叙事体系；坚持古为今用，为繁荣信息社会文明百花园贡献版权力量。作为国家版权保护和服务机构，版权中心坚持“学术引领”，将积极宣介人工智能版权问题、中外版权史比较等研究课题的新成果和新观点，在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中持续深化版权研究与实践，进一步彰显版权的价值与力量。

4位专家学者围绕版权文化议题作主题发言。中国社会科学院知识产权中心名誉主任李明德以“两大法系背景下的作品保护制度”为题，梳理了两大法系中作品保护制度的演变历程，解读了版权制度与作者权制度间的差异，阐述了中国著作权法律体系背后的逻辑。他表示，洞悉这一内在逻辑及演变，是准确把握并妥善处理当前一系列版权问题的关键，也是对法学研究者和实践者的要求。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平以“AI训练数据版权合法性之困及解决路径探讨”为题，聚焦高质量数据，提出平衡保护与发展的关键在于创建有条件的共享数据池。以整合、共享优质数字资源为路径，提升数据的质量和可用性，并确保各参与方获得合理回报，从而支持人工智能健康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杨东以“生成式人工智能内容与数据治理范式”为题，面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对传统版权保护和内容治理的挑战，提出了“共票机制”原创性理论。他表示，“技术+制度”是有望推动人工智能发展的根本之道。基于赋能版权保护、激励内容优化、强化内容监管等路径，共票机制可推动数据安全流通，让公众更广泛受益于数字红利。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硕士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许身健以“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版权的风险与治理”为题，总结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版权风险和治理现状，认为妥适地寻找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路径上的版权治理时点、治理对象和治理方式，让社会在技术变迁的“无知之幕”前始终能够保持对新生技术的包容式接收与理智性选择，是构建生成式人工智能版权治理体系的关注重点。

研讨会围绕“构建中国版权自主知识体系”“人工智能时代版权服务的机遇与挑战”主题举办两场圆桌论坛。

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网络平台聚合了大量用户，其功能不断提升，重塑甚至改变了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与此同时，发生在网络平台的侵害著作权行为日益复杂，网络平台上侵害他人著作权的现象也饱受争议。尤其是，提供服务的网络平台应在何种程度上承担版权注意义务及其相应的侵权责任问题众说纷纭。

日前，在由西南政法大学、重庆市法学会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主办的互联网平台的版权注意义务研讨会上，来自多所高校的专家、学者共同交流与讨论。与会嘉宾认为，在传播作品的过程中，平台的注意义务亟须重塑，要合理改良“避风港原则”，以科学的机制调整，推动互联网平台版权注意义务的配置优化，助力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提升和新时代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进入数字时代，信息网络技术已成为人们生活环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搜索引擎、网盘、算法推荐等信息技术赋予了网络服务商前所未有的强大传播能力。

中国法学会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国社科院知识产权中心名誉主任李明德观察到，网络服务提供商的版权责任问题已经引起世界多个国家的重视，但是目前我国针对互联网环境下的版权领域研究还主要聚焦于作品的数字化问题，以及近年来兴起的人工智能等相关议题。关于互联网平台的版权注意义务，诸如“避风港原则”在我国的适用，以及我国作为拥有世界领先互联网产业规模的国家，如何平衡产业发展与版权注意义务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值得探讨。

西南政法大学副校长、教授李燕提到，在互联网平台侵害版权行为频发的现象中，网络服务商因其较强的承受力，往往成为被诉侵权的对象。因此探讨互联网平台在何种程度上应承担版权的注意义务和侵权责任，成为理论和实践层面亟待解决的重大版权命题。

“在现有《著作权法》的框架下，网络平台在进行内容推荐过程中，可能有机会了解作品的某些属性，平台是否因此应该承担更多注意义务和责任，这个问题国内很多专家看法不一。”清华大学教授崔国斌介绍了典型的算法推荐模式，包括推荐前的人工干预、算法随机推荐以及基于用户背景信息的推荐等内容。他详细分析了帮助侵权规则，指出由于推荐的作用，作品可能在短时间内获得极大流量，因此有人主张服务商应承担更严格的责任，包括直接责任。但崔国斌认为，坚持传统的服务商责任框架更为合适，因为过度加强责任可能会引发寒蝉效应，减少用户发言机会或增加其成本。

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熊琦的观点是，我国在同步面对算法介入带来的大规模侵权和重复侵权难题时，需要重视版权“避风港原则”中包含的那种鼓励产业主体协商的义务调整规范，避免立法和司法上片面强化增加网络服务提供者一方注意义务和必要措施范畴为目标的尝试，应探索以版权产业与互联网产业合作为基础的过滤机制。

中国法学会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副会长、西南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院院长李雨峰提到，在技术进一步发展的背景下，多年前为保护互联网产业确立的“避风港原则”，是否存在改造的必要，值得各界密切关注。

是时候放弃“避风港原则”了吗？面对这一业界关心问题，熊琦表示，这并不意味着要完全废除“避风港原则”，而是需要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其进行重新审视和调整，以使其更加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

“多年以来，互联网平台的注意义务有不断加重的趋势，原因在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速度令人瞩目，这使得权利人的维权成本不断攀升。与此同时，平台的经济实力和技术实力也在不断增强，这使得它们有可能更好地处理原本难以做到或做得不够好的事情。”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杨光明根据多年的实践经验也认为，确实有必要对“避风港原则”进行一些改革。

“虽然‘避风港原则’在过去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但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需要对其进行重新审视和调整。我们应该寻求一种更加平衡和有效的机制，既能够保护著作权人的权益，又能够鼓励互联网平台的创新和发展。这需要全球主流国家的共同努力和合作，以制定更加适应当前互联网环境的法律法规。”熊琦从不同角度介绍了多个国家司法区域面临着各自独特的问题。他提到，各国的规则制定都是基于本国的利益考量。学界需要考虑如何调整“避风港原则”，以更好地保护著作权人的权益。他建议，应该把过滤机制看作是确权、授权和侵权治理的结合，在现阶段规范匮乏且难以作重大调整的情况下，应允许互联网平台与著作权人合作设立过滤机制，同时引入《民法典》中关于格式合同的要求，为用户提供完整的反通知程序和救济程序认定为平台自身责任的范畴，让过滤机制真正落地。

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万勇看来，对于“避风港原则”的改革方向有两种：微调现有规则以适应新形势，或是引入强制性过滤机制进行根本性变革。他认为，对中国而言，在决定是否引入强制性过滤机制时，需要充分考虑本国国情和产业发展现状。一方面，中国互联网产业近年来发展迅速，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一定的差距；另一方面，版权保护也是维护文化创新和市场秩序的重要基石。因此，在平衡各方利益的基础上，寻求一种既能有效保护版权人权益，又能促进互联网产业健康发展的法律机制，显得尤为重要。

此外，万勇提到，立法过程是一个不同产业之间博弈的过程，需要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并进行综合考量。在决定是否引入强制性过滤机制时，需要全面评估其可能带来的影响和后果，并谨慎权衡利弊得失。同时，也可以借鉴国际经验并结合本国实际情况进行创新和完善，以制定出更加符合中国国情的法律法规。

杨光明始终认为，网络空间的治理需要多方面的共同努力和协作，包括法治、平台自治和著作权人自治，这样才能更好地平衡各方利益，促进互联网产业健康发展。这包括三个层面：首先，在无法准确判断一种技术或商业模式对产业、行业乃至国家的影响时，司法层面应该保持谦抑态度，避免作出过多突破。其次，互联网企业平台的自治责任。大型互联网企业应该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和技术实力，承担起一定的自治审查责任，这是非常必要的。最后，著作权人的自治问题。著作权人可以通过采取一些技术措施、著作权管理等方式，实现自我保护和维权，这些方式都可以成为综合治理或共同治理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