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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9日，推进使用正版软件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第十四次全体会议在京召开。会议认为，2024年联席会议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推动使用正版软件工作取得新成效。

会议强调，要以健全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工作机制为支撑，以开展源头治理、督促检查工作为抓手，着力提升信息化条件下软件正版化工作治理能力。要抓好软件正版化成果巩固工作，持续推动建立健全软件正版化工作机构、采购使用、考核评议和年度报告等长效机制。要抓好重点行业软件正版化工作，分类推进教育和卫生健康系统软件正版化工作。要抓好软件正版化督促检查工作，完善督查工作机制，优化调整督查对象范围，注重督查结果运用。要抓好软件正版化规范管理工作，加大软件侵权打击力度，提高软件产品质量，扩大软件服务供给，推动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

推进使用正版软件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出席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联席会议2024年工作总结和2025年工作计划。

（来源：中国版权协会）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更迭，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改变世界，版权是其中受影响最为明显的。

人工智能并不能“无中生有”，海量互联网信息是其培养沃土。这就意味着，其必然陷入关于知识产权与内容剽窃的争议。近年来，内容版权与人工智能的冲突频频发生。

在刚刚过去的2024年，国内外均有颇具影响力与关注度的相关案例发生。近日中国人民大学国家版权贸易基地发布的“2024数字版权保护与发展年度关键词”中，“AI大模型语料训练版权挑战”位列八大关键词中的第三位。

在保护好创作者权益、激发创作热情与推动产业创新中寻求平衡，已是当前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

版权保护面临挑战

近年来，大模型的发展一浪高过一浪，呈汹涌澎湃之势。

放眼全球，除ChatGPT外，Midjourney、Stable Diffusion、Sora等AI大模型风靡一时，人工智能产业在科技发达国家迅猛发展。国内也不逊色，多个互联网公司纷纷入局，推出文心一言、通义千问、豆包等人工智能大模型。

这些产品的出现，带来的便利性显而易见，它们让文案写作、信息检索、数据处理等变得更加高效，深刻影响着传统行业秩序与工作习惯。

晓飞是一家公司的文职人员，她告诉《法治日报》记者，她现在有什么疑难问题经常会求助于上述有关产品，“尤其是要准备一些格式化的文字材料时，把要求尽可能详细地说给它们听，一般都会呈现符合要求的内容，省去了我过去搜集材料、了解相关背景知识的大量时间”。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信息管理与商业智能系教授卢向华也是大模型的积极应用者。在卢向华看来，对于大模型的应用，与过去相比，至少可以节省70%的精力。

人工智能大模型在受到欢迎的同时，也引发争议。例如，2024年，某网络小说平台通知签约作者，要求签署一份补充协议，允许将他们的签约作品用于AI模型训练，引发反对声音，后又删除了该条款。但有关质疑并未就此消失。有作者明确表示担忧，“会因此失去对作品的控制权”，或是“没有发表的素材被AI吸收后率先输出相似内容，反倒让自己成为‘剽窃侵权者’”。

音乐领域也同样有着类似的担忧。回顾过去这一年，不少创作者开始熟练用起AI工具制作音乐内容，只要输入音乐风格、流派等简单文本提示，几秒钟后就能得到一首完整的曲子。

在近日中国人民大学国家版权贸易基地举办的2024数字版权保护与发展论坛上，中宣部版权管理局原副局长段玉萍坦言，新技术确实给音乐版权保护带来新挑战，并特别提及了AI孙燕姿引发版权争议的例子。

“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推动下，作品的范围日益扩充，版权的界限逐渐模糊，传统的版权保护方式越来越难以应对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的挑战。”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支晓强说。

诉讼案例涉多领域

内容版权与人工智能的冲突，并不总以“论战”的形式呈现，诉诸公堂的也有多个案例。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版权贸易基地副主任李方丽告诉记者，国内外均有相关司法实践。就国外而言，自《纽约时报》诉OpenAI和微软大模型训练侵权后，出现了多起针对AI大模型训练数据的诉讼。

记者查询到，2023年12月27日，《纽约时报》宣布，向纽约南区联邦法院提起诉讼，指控微软及OpenAI侵犯版权，滥用该媒体的知识产权。随后，美国3家数字新闻媒体The Intercept、Raw Story和AlterNet于2024年2月28日对OpenAI提起版权侵权诉讼。

2024年6月，人工智能初创公司Perplexity相继遭到《福布斯》以及科技媒体《连线》的内容剽窃指控，声称在Perplexity的Pages工具中发现了他们的报道内容。10月21日，媒体大亨鲁珀特·默多克旗下新闻集团的子公司道琼斯和《纽约邮报》对Perplexity提起诉讼，称其“大量非法复制”他们的版权作品。

音乐领域也不消停。2024年6月，美国唱片业协会起诉了两家AI音乐公司——Suno和Udio，指控他们在训练AI工具时，涉嫌侵犯音乐版权。

此外，在加拿大、德国等也有类似的案例。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金海军说，他统计了类似的诉讼，大概有十几起，文字、图片、音乐等各个领域的著作权作品都受到这个问题困扰。

国内也已有相关案例。2024年2月8日，广州互联网法院作出全球首例生成式人工智能平台侵权责任判决，认定被告某AI公司侵犯了原告对奥特曼作品的复制权和改编权。

同年4月23日，全国首例AI生成声音人格权侵权案，在北京互联网法院判决配音师胜诉，AI开发者使用配音师声音、开发涉案AI文本转语音产品未获得合法授权，构成侵权。

同年6月20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在线开庭审理了四起画师起诉AI绘画软件开发运营者著作权侵权案件，该案为全国首例涉AI绘画大模型训练著作权侵权案。

商业使用尤为复杂

目前，我国著作权法在AI生成物保护方面暂无明确规定；AI生成内容的著作权归属于AI技术的开发者还是实际使用者尚存在争议，有待法律和政策层面的明确指引。

民间正在积极行动。2024年12月4日，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倡议：生成式人工智能语料库建设等应确保数据来源合法，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既要保护创作者、内容生产者合法权益，又要激发全社会创新创造活力，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当地时间2024年12月16日，“人工智能创意权利联盟”在英国正式成立，提出了有关版权与生成式人工智能政策的三项关键原则，并呼吁英国政府将这三项原则作为制定人工智能政策的框架。

“上述大模型都需要有足够的语料去训练AI模型，而训练过程中，必然要使用到大量含有版权的作品。这就涉及我们如何使用作品，或者说如何合理使用作品等问题。”李方丽说。

金海军认为，在健全相关制度方面，要特别关注AI生成内容产生过程中的两个部分。一是产出的阶段，即AI生成的内容到底能不能受著作权保护，即所谓的作品问题和作者资格问题；二是在输入阶段，在使用语料的时候，如果涉及享有著作权的作品，是否构成侵权。如果构成侵权的话，能否以合理使用来抗辩。

“从国际上目前的情况来看，在认定是否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这一问题上，整体上是比较严格的。在输入端使用作品的时候，相对来讲要求比较宽松。但是有一个条件，在文本挖掘和数据训练使用的时候是非商业性的。一旦进入商业系统，恐怕也不能够简单地说，这就是侵权或者构成合理使用。”金海军说。

中国版权协会理事长阎晓宏认为，从技术角度来看，使用有版权的作品，在技术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要公布相关信息，“让人家知道你使用了什么”。原则上应该认为，这些使用是可行的，作品一一得到许可，事实上是做不到的。应当按照2022年12月印发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中的“淡化所有权、强化使用权”为指导，加快立法，明确使用原则，如果涉及商业使用，则需要支付报酬，如何支付报酬，应当在国家版权局的指导下，由使用者和权利人组织协商解决。

在此前召开的中欧数字环境下版权保护研讨会上，中国国家版权局有关负责人指出，中国以积极的、前瞻性的思维迎接人工智能的到来，研究和监管人工智能，完善制度设计，探索规范人工智能相关版权规则，加强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传播的监测。

（来源：中国版权协会）

近年来，中国知识产权审判取得长足发展。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全国检察长会议13日同期举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署今年工作时均要求加大力度惩治侵权行为。

数据显示，2024年，著作权、商标权和专利权权属、侵权纠纷案件同比分别下降2.2%、5.1%、1.3%。技术合同纠纷、专利合同纠纷、著作权合同纠纷同比分别增长28.2%、26.2%、22.2%。这些数据既反映知识产权保护成效，也透露着新的动向。

对此，最高法要求总结专利权权属、侵权纠纷的审判经验，继续发挥好惩罚性赔偿制度功能，特别要加大对重点领域侵权行为的惩治力度。

最高法指出，案件审理中要特别注重区分恶意侵权和经营合作中发生纠纷的情形，对前者坚决依法严惩，树立起“严保护”的鲜明导向；对后者则宜积极引导，以调解促合作、利发展。

另据统计，去年1月至11月，检察机关起诉侵犯知识产权犯罪1.8万人，办理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案件3973件，突出加强高新技术、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等领域知识产权司法保护。

面向今年，最高检要求依法从严惩治严重经济犯罪，“对侵犯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的行为实行同责同罪同罚”。

最高检还要求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服务发展新质生产力，并加强知识产权、金融等方面紧缺检察人才培养。

（来源：中国版权协会）

2024年12月17日，“第二届中国版权文化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办，旨在深入学习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以坚定的文化自信发掘和培育版权文化，加快构建中国版权自主知识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助力提升我国在版权领域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

本届研讨会由中央宣传部版权管理局指导，中国版权保护中心主办，中华版权服务有限公司、《中国版权》杂志社有限公司、河北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共同协办。共有来自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中国科技术语》杂志社、中国版权协会、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中国摄影著作权协会、中国电影著作权协会、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河北大学、上海大学等单位的150余位代表参会。

互联网平台的版权注意义务研讨会现场。 主办方供图

网络服务提供商作为信息传播的重要渠道，其行为直接关系到权利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因此，明确网络服务提供商在版权保护中的责任和义务，对于维护良好的网络传播秩序和保障版权人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

中山大学教授谢晓尧表示，与传统过错责任更加注重心理事实不同，注意义务是一个相对客观化的行为标准。注意义务是评价性、权衡性规范，它考虑多元因素并进行动态评估。在评估注意义务时，需要进行双向评估，既要评价行为人，也要评价权利人。此外，注意义务不仅涉及否定性评价，也涉及肯定性评价。在算法社会中，虽然算法推荐可能增加权利受损的风险，但同时也增强了权利的防范能力。注意义务是预防性规范，旨在以违法成本的施加为后盾，激励人们采取事前的预防措施，合理的做法是，将防范义务配置给预防成本最低的一方，也就是信息成本的优势方。

在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刘文杰看来，过错责任原则的核心是过失责任，是指行为人能够做到，应该做到而没有做到，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是，要求平台对可能多达上百万的应用程序一一进行版权审查，这样的要求是平台没有能力做到的，从而超出了过错责任的范围。刘文杰的建议是，回归《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制定的初心，让网络服务提供者就其与侵权用户分工合作提供侵权作品的情形承担责任。如果要适用无过错责任，就要加上无过错责任的要件——控制侵权行为的权利和能力。

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易健雄以《从民法典1197条看互联网平台的版权注意义务与责任》为题提到，不宜把“推定知道”与“应当知道”划得泾渭分明，在特定情形下，网络服务提供者能反证确实不知道的，也可以将特定情形归入应知而未知的范畴。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郑友德表示，在我国现有的法律体系中，平台的主要义务是在接到通知后及时进行内容的移除和拦截，如果不及时执行，就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而法律上并未明确规定平台需要承担主动的监控拦截义务。

“从注意义务的可实施性和成本角度考虑，我认为目前对大多数中小平台来说，要求它们承担过高的注意义务是不合适的。这些平台在技术和资源上都相对有限，很难达到法律判断标准的事前预防义务。这样的要求不仅不切实际，还可能给它们带来过大的负担。在此问题上，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版权权利人、平台、用户以及公众之间的利益平衡。网络传播与平台责任的配置应该是对等的，既能够让信息快速流通与共享，又必须认真考虑如何在这四个方面之间找到一个恰当的平衡。”郑友德表示。

（来源：版人版语）

中央宣传部宣传舆情研究中心（“学习强国”学习平台）联合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中国摄影著作权协会、中国电影著作权协会面向全国开展“版权：我来说”联合征稿活动，面向社会公众公开征集文、图、音、视各类稿件，请有意向投稿的广大版权工作者按征稿启事要求进行投稿。投稿人可从版权创造、运用、管理、保护、服务等各环节，结合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等各行业实践展开创作、进行投稿，时间截至10月31日。